文/袁帆无忧配
说起满清王朝的“北洋水师”，相信很多人都是从电影《甲午风云》中略知一二，但那只是文艺作品的描述。真正要了解中国近代海军的历史，一定还要了解百年前的近代海军教育机构，特别是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
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0-1900）
然而，在经历了百多年风风雨雨后，再来研究那段尘封的历史，难度不言而喻。好在不少有识之士克服重重困难，已经为此付出巨大努力。借助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得以检视残存在历史烟尘中的一个个碎片，并有可能以科学思维去还原岁月的拼图，解读其中的经验教训，感悟其中蕴涵的历史知识、逻辑与规律。
一、洋务运动兴海军 教育先行建学堂
肇始于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是清王朝迫于外部压力开始的自救运动，而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理念，兴建与西方相似的中国海军则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展开剩余95%在经历了1874年抵御日本第一次侵略台湾的小规模战争之后，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关注点，从单纯地建造兵舰逐步转移到兴建新式海军的不断尝试上，并通过“海防大筹议”选择了实施“南北洋并举”的策略，即：组建区域性舰队替代传统的地方水师，进而构建与西方相似的近代化海军。
李鸿章（1823—1901）
作为“洋务运动”重要人物，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5年之久的李鸿章（1823—1901），在朝廷指派下，全权“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于是，从1875年开始，北洋地区近代海军事业，在这位“李中堂”的直接筹划和掌控下，才真正开始起步，并很快后来居上，超过了先期发展的南洋水师。
李鸿章操办北洋水师，首当其冲是向西方购买新式海军舰艇，他的想法是，“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订造为简便”，按照这一方针，他首先向英国订购了第一批10余艘炮艇和“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同时，他也在物色能够统领北洋水师的领军人选，经过反复比较甄选，最后在1883年经奏准，将“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这一重要职位授予了他的淮军老部下丁汝昌（1836—1895）。
李鸿章要求设立北洋水师学堂的奏折（1880年）
李鸿章懂得北洋水师人才教育的重要，知道除了要有“利器”外，尚须有“人才”，“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于是他于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1880年8月19日）上奏朝廷，意欲筹建一所北洋水师学堂，理由就是“中国驾驶兵轮船学堂，创自福州船政。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且南北水土异宜，必须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北洋现筹添购快碰、铁甲等船，需人甚众”。在这一请求很快被批准后，李鸿章旋即开始了具体实施。
二、船政学堂为模本 一脉相承开风气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背景下建立的近代海军，与旧式水师的区别之一在于“四位一体”的系统性构建，即将“购舰、教育、训练、基地建设”同步实施。特别是突出人才培养教育环节，这在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封建环境中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一）学堂的筹办
天津作为拱卫京畿的重镇，又是北洋大臣驻节之地，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李鸿章在天津还设立了总理水师营务处、天津海防支应局、天津军械局、北洋机器制造局等一系列新式机构，将天津打造成了北洋海军的重要管理枢纽，而这也成为他将天津作为第一座北洋水师学堂校址的理由。
北洋机器局旧照
在李鸿章的直接指挥下，水师学堂的筹建工作紧锣密鼓的展开。其中“选领导”和“建校舍”等两项制约全局的工作重点先行。
1. 学堂总办
他最先委派的是前船政大臣吴赞诚（1823—1884）负责督办水师学堂筹建的有关事宜。吴赞诚在完成了学堂选址和草拟规章制度等基础工作后，因身体原因离任养病，李鸿章遂再选长期担任福州船政提调的吴仲翔（1829—1899）继任，他后来也成为第一任学堂“总办”。由此看出，李鸿章对学堂“一把手”的选派极为重视，选的人都是在“福建船政学堂”办学过程中取得直接经验的内行担任。
这两位同为福州船政出身的“吴”姓官员显然没有让李鸿章失望，在他们的直接操办下，天津水师学堂只用了一年时间就于1881年8月落成。
2. 学堂的位置
学堂选址在当时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东局）的东北角，即，如今天津河东区的“东局子”一带。天津机器制造局是清朝设在北方规模最大的军火生产基地，分“西局”和“东局”两处，西局主要生产枪炮，东局主要生产弹药。
远眺白河边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水师学堂在内）
据史料记载，靠近东局建设的水师学堂“被壕沟和围墙森然环绕”，自成一体。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在当时都堪称一流，“堂室宏敞整齐，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只是经历了百年变迁之后，这所“花园式”学堂如今早已荡然无存，空留一段文字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天津机器制造局（东局）平面图
（二）办学规制
北洋水师学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北方的第一所海军综合学堂无忧配，其办学规制最初基本上是仿照1866年建立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并在以后的办学实践中加以修订。
1．在学堂的部门与专业设置方面，根据专业及教学需要共设有三个部门。起初只设了“驾驶学堂”，旨在培养指挥军官。在开办一年以后的1882年又将早前附设于机器制造（东）局的“水雷学堂”改组为“管轮学堂”并入，旨在培养轮机军官，形成与福州船政学堂相近的专业布局。此外还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了为两个不同专业统一提供学员实习的“练船”部门。
威远号训练船
2．在学制、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环节的安排方面，基本与福州船政学堂相仿，也就是仿照英法等国的同类海军学校设置。学制初定为“堂课”五年，后在1888年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中明确规定为堂课四年、练船一年。
驾驶专业的课程分内堂(理论)课、外场(实习)课两部分。内堂课有：国文、英文、数学、代数、几何、三角、立体几何、天文、驾驶、海上测绘、丈量学、物理学、化学等；外场课有：陆军兵操、枪炮法理、弹药及引信法理、信号、开枪操练等。
管轮专业的课程也分为两部分, 内堂课有：国文、英文、数学、代数、几何、三角、立体几何、物理学、化学、汽学、力学、锅炉学、桥梁学、制图学、轮机全书、煤质学、手艺工作学、鱼雷学等；外场课与驾驶专业略同。
水师学堂学员在训练船实习
学生在堂课程学习完，考试合格者，派上练船实习，“练船练习一年，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利弊、上枪接船，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习诸艺，诸能通晓”。练船实习考试合格，方可最终毕业。
3．学堂的管理体系设置方面，最高管理层级设总办一人，对学堂全面负责，会办一人（非常设）。驾驶学堂设监督一人，洋文正教习一人，副教习（无定数），文案、司事、操教习、汉文教习、医官、洋号手各一人，书识二人。管轮学堂设监督、司事、洋文正副教习各一人，其余皆由驾驶学堂人员兼任。另外担负学堂实习任务的“练船”也设置了正洋教习及教习的职位。
4．学堂的招生方面，从一份1882年以李鸿章名义发出的招生告示中，可以看到条件比较宽松，“无论本籍及外省寄居良家子弟，年在十六七岁以内，资质聪颖，能作论文或小讲半篇，情愿投考者，开明年岁、籍贯、三代、自赴水师学堂报名，由该堂总办随到随考，秉公录取”。根据学堂章程，学生入学试读三个月后，按照成绩决定最后是否录取。正式录取者，依照资质分为三个班，第一班由洋文正教习“督课”，这应该是成绩最好的一班学员；其余二、三班由副教习两人分别授课管理。
北洋水师学堂的部分学生
5．学业安排及考试方面，以驾驶学堂为例，根据学堂章程规定，每周五天学习“西学”，其余两天学习“汉文”。所谓“西学”，第一年以外语为主，兼学数学入门课程；第二、三年即以数学为主，兼学中西海道、天文导航；第四、五年则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学业繁重，每月仅能放假一天，端午、中秋放假三天，过年放假15天。此外，章程还规定有极为严格的考试办法。
对于天津水师学堂的筹办，李鸿章踌躇满志，由于他的全面筹划和推动，再加上有现成的“福州模式”可以借鉴，因此总体上来说是顺风顺水，未出现大的波折，他的一句名言“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欣慰之情尽在其中。
此外，从学堂的筹办官员，到学堂的办学规制，再到学堂的业务骨干，皆与福州船政有关，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船政文化对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深远影响与积极作用。
三、留洋才俊成中坚 佼佼学子出名人
（一）教学中坚
在天津水师学堂开办之时，福州船政学堂已经开办近20年，并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合格的毕业生，因此对于基本仿效船政规制办学的学堂决策管理层来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人选来让既定的办学模式得以实现。在这方面，李鸿章再次“亲历亲为”，为学堂选调办学人才。
1.严复
李鸿章在筹办过程中，一直在物色合适于各个重要岗位的人选，其中一个名叫严宗光的福州船政学堂首期毕业生很早就进入他的视野，被他认为“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
严复与《天演论》
严宗光，又名“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严复十三岁就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学习驾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于1877年被选派出洋，是中国首批经考试合格进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的六位学生之一，毕业后又留校学习半年，堪称中国近代海军中首屈一指的“青年才俊”。以后奉调回国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
1880年8月下旬，就在天津水师学堂正式开始创办之时，时年26岁的严复被李鸿章“点名”调到天津，从此开始了他20年之久的北洋生涯。他是学堂从创办到终结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在学堂历任高层领导中再无第二人。
严复一开始担任的是驾驶学堂的“洋文正教习”，他在这一教学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这期间他主要在吴赞诚、吴仲翔、吕耀斗（1828—1895）等历任“一把手”的领导下做教学工作，对人才培养发挥了关键作用。驾驶学堂前后培养出的六届125名学生中，经过严复参与教授的有一至三届的88人。
在封建官场制度框架下，“十年媳妇熬成婆”极为普遍，直到1890年37岁时，严复才成为学堂“会办”（副校长），开始参与学堂的高层管理。又过了三年多，终于在40岁时被委以学堂总办的职位，达到他在学堂浸渍多年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严复一生中最好的二十年光景给了天津水师学堂，然而，真正让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原因，并不是他从当“教书匠”到升任“总办”的华丽转身，而是他在水师学堂的“领导”位置上“跨界”兼修。
他主政学堂后潜心阅读很多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从深层次思考社会变法之路。他还着手进行大量的翻译、写作工作，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让他声名鹊起的是译作《天演论》（赫胥黎著）。这本书中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成为清末“维新变法”中启迪有识之士奋起“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传播广泛，影响深远。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时的“副业”却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的历史地位，被誉为“严氏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梁启超语），或许这是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奇迹”。这虽然是后话，但把“严复”看作是天津水师学堂对中国近代思想变革运动的无形贡献，并加以铭记应该说是有其道理的。
2. 萨镇冰无忧配
萨镇冰
与严复同样出色的是担任管轮学堂首任“洋文正教习”四年之久的是萨镇冰（1859—1952），他也是一位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经历与严复有很多重合之处，同为福州船政学堂初期的毕业生，也是考取英国海军学院留学的六人之一。这样两位船政才俊并驾齐驱，勤勉教学，共同为北洋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不失为一段难得的佳话。
3. 洋教习马吉芬
在天津水师学堂的教习队伍中，还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洋教习”不能不说，他就是美国人菲罗•诺顿•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
美国教习马吉芬
马吉芬毕业于美国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24岁来到中国天津，经李鸿章推荐并通过综合考试后，1885年5月开始成为天津水师学堂负责“船舶驾驶”和“枪炮使用”的洋教习，还曾兼管过“威远”号训练船。他一直到被委任筹建威海水师学堂离开，在天津水师学堂前后任教约五年时间，廉洁尽职，成效卓著，颇受赞誉，参加甲午战争的很多北洋海军军官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最值得铭记的是，马吉芬不避危险，作为“帮带”（副舰长）亲身参加了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在“镇远”舰上与日本舰队进行了英勇作战，多处负伤，导致身残。
马吉芬在刘公岛陷落后辗转回到美国治疗休养，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十年海军生涯。令人唏嘘的是，1897年2月12日，也就是丁汝昌在刘公岛自戕的两周年纪念日，马吉芬在美国医院里举枪自尽，用一种悲壮方式结束了37岁的生命，成为北洋海军历史上一位特殊的悲剧式英雄。
（二）学子名人
天津水师学堂在兴办期间，驾驶学堂和轮机学堂分别有六届毕业生，其中驾驶学堂125名，轮机学堂85名。这些毕业生中后来出现许多著名人物。
1.军事人才
毕业生中大部分进入了北洋水师，从担任初级军职开始了他们的海军生涯，其中多人后来担任过清末民初海军的高级军官。
这其中，有几位还成为其它海军学校的创办者或校长。如：首届驾驶班毕业生谢葆璋（1866—1940），担任过烟台海军学堂首任监督（校长）；郑纶（1859－？），担任过南京鱼雷枪炮学校校长；第二届驾驶班毕业生郑祖彝（1865－1921），先后出任过烟台海军学校校长和吴淞海军学校校长。
2. 政学界领袖
另外，还有几位毕业生在中国政界、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包括：后来两次担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1864—1928）（首届管轮班）；南开大学首任校长张伯苓（1876—1951）（第五届驾驶班）；民国交通总长吴毓麟（(1871-1944）（第三届管轮班），等等。
黎元洪（左）张伯苓（右）
3. 留美幼童的身影
还要特别记载的是，学员中还曾出现过的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于1872年至1875年间派遣了120名年龄在11至12岁的幼童，在容闳（1828—1912）等人带领下往美国读书，史称“留美幼童”。然而这一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好事很快就被朝廷中的顽固派扼杀。
留美幼童（部分）
1881年，清政府下令撤回“留美学童”。之后96名学童辍学后分三批回国，其中70%以上落户天津。这批学童中有15人经过考试后进入水师学堂继续求学。他们是：沈寿昌、王凤喈、陈金揆、黄祖莲、邝国光、李桂攀、唐荣浩、唐荣俊、梁诚、吴敬荣、曹嘉祥、张康仁、容星桥、李恩富。另有一人尚不可考。
这些“留美幼童”学员由于经过了几年的留洋生活，眼界与知识面显然会超过一般学生，自然不会甘于平庸。有几人中途离开了水师学堂，有的辗转重回美国读书，而大多数留下来完成了水师学堂的课程，学成后大部分进入北洋海军任职，更有沈寿昌、陈金揆、黄祖莲三人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
不管他们各人的命运如何，天津水师学堂都曾留下过“留美学童”的足迹，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那场夭折的留学运动。
四、为国捐躯多学子 学堂尽毁国殇中
令人扼腕的是，天津水师学堂从筹办到最后毁于“庚子之乱”，前后只有二十载春秋。二十年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惊鸿一瞥，而对生活在那二十年中间的中国人来说，却每时每刻都处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国家命运面临巨变的风雨飘摇之中。在这个多难的时代投身北洋海军，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注定要在与敌人的对决中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一）为国捐躯的甲午海战壮士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后来参加了甲午中日之战( 1894—1895)，并有多人为国英勇捐躯。从已经掌握的资料中分析，在前四届147名毕业生中，至少有29名毕业生在甲午战争中参加战斗，其中有24人牺牲。
1．第一届驾驶班30名毕业生中，参战的有9人，牺牲了6人：陈京莹、黄乃漠、韩锦、陈如升、倪居卿、吴怀仁。
2．第二届驾驶班20名毕业生中，参战的有6人，牺牲了5人：徐希颜、冯家咏、谭英杰、杨澄海、叶世璋。
3．第一届轮机班19名毕业生，3人参战，2人牺牲：王举贤、郭文荣。
4．第二届轮机班13名毕业生，3人参战，全部牺牲：林徽春、何汝宾、李绰椿。
5．第三届驾驶班19名毕业生，2人参战，全部牺牲：王宗墀、黄承勋。
6．第三届管轮班16名毕业生，1人参战并牺牲：霍家桢。
7．第四届驾驶班19名毕业生，1人参战并牺牲：陈来祥
8．第四届管轮班11名毕业生，4人参战，全部牺牲：段绩熙、浦先民、徐怀清、高鹤龄。
令人痛惜的是，这些牺牲者并没有挽回北洋海军的覆灭噩运。但作为军校毕业生，他们能用生命诠释军人的使命，也算是死得其所，并为天津水师学堂历史留下值得称颂的荣耀。与此相比，他们的母校在四年后毁于“八国联军”之手，则是伴随洋务运动的失败及至满清王朝的崩塌而无法逃脱的灭顶之灾。
（二）在庚子之乱中毁灭
甲午战争的结果，彻底暴露了满清王朝整体的腐败无能；北洋海军的覆灭彻底打碎了“洋务派”发展中国近代海军的梦想，“有海无防”的破相让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愈演愈烈。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革新派”点燃的救亡图强之火苗被无情剿灭。愚昧的“顽固派”将复仇矛头指向西洋文明，利用义和团掀起了“杀传教士”“毁教堂”的“灭洋运动”。结果事与愿违，刚好为列强提供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口实，导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联军”直接攻陷天津和北京，国都失手于洋人，慈禧和光绪落荒而逃，最后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庚子之乱”和《辛丑条约》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辛丑条约》签订（1901年9月）
1900年6月18日，“八国联军”首先从大沽口登陆进攻天津。此时，刚刚重新组建不久的北洋海军拥有海容、海筹、海琛（购自德国）、海天、海圻（购自英国）五艘巡洋舰，飞霆、飞鹰两艘驱逐舰，以及四艘海字号鱼雷艇（德造）等主要作战舰艇，已经具备一定实力，但可悲的是他们完全没有了“甲午”之勇。刚好靠泊大沽口的“海容”号军舰竟然“与联军舰队一起熄火抛锚，放弃与联军作战”，在大沽修理的飞霆、飞鹰驱逐舰和四艘鱼雷艇也无力作战，最终导致鱼雷艇全部落入敌手，驱逐舰的机件被俄国军队拆卸运走。
八国联军攻克天津后，除炸毁民房，掠夺财物外，更是对军事设施列成清单，尽数摧毁，其中机器制造局是主要目标之一。据有关资料记载，“东机器局的机器设备被拆除后，连同储存的弹药，一部分被卖给开平矿务局和外国洋行，其余全部被销毁。该地也成为法国占领军的驻防兵营”。
被俄国侵略军占领的水师学堂
至于与“东局”同处一地的天津水师学堂遭到毁坏并被俄国侵略军占领，则是确凿无疑！天津水师学堂被迫停办，从此消失在中国近代海军蹉跎发展的风雨烟尘中。而最令人心痛的是，学堂所存二十年的办学资料、沿革档案丧失殆尽，这种损失永远无法挽回！
五、结语
天津水师学堂只存续了二十年，其间出现的那些人、发生的那些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定时代的缩影。其实，即使它没有毁于“庚子”国殇，以它从诞生一刻就带有的封建“基因”，在社会变革的激烈碰撞中无论如何嬗变也很难得到善终，注定会成为封建王朝最终土崩瓦解的陪葬品，最多只是形式的不同，而无法根本逃脱历史的宿命。
如今，天津水师学堂的旧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事交通学院”的校园，继续承担着为中国军事发展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能。学院内还建立了“严复与北洋水师学堂纪念馆”，通过讲述一百多年前严复在这里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故事，表达对“北洋水师学堂”永久的纪念。
严复塑像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借鉴北洋海军兴衰利弊，当然要跳出以单纯军事报复以“雪甲午耻”的认识局限。只有从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的角度入手，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海洋国土有充分的感情，对捍卫中国海洋权益有充分的认识，甲午之耻才能从根本上洗雪。只有当全社会形成关注海洋、关注海军的“蓝色文化”氛围，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悲剧才有可能避免被重演！这正是：
积弱成贫国运舛，王朝危局终难挽；
洋务维新似杯水，水师覆灭成箴言。
物竞天择是真理，富国强军谁能欺；
雪耻甲午爱海洋，创新发展永屹立！
（2025年9月25日修订）
注：主要参考资料：1.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2.马幼垣，《靖海澄疆》；3. 周醉天等，《历史推着北洋走》等，特向原作者致谢。本文原载于《不灭的薪火——中国近代海军教育史话》（袁帆著），现经作者重新修订，并授权发表。
作者简介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无忧配，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2023年，被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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